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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1982年毕业算起，今年已是吴光辉工作的第41个年头。“我觉得搞我们这一行的，都有一种航空情怀，一个航空报国的梦想。”吴光辉说，“40年间，我有幸从一名技术人员干起，从事过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设计工作，先后担任过4个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，亲身见证和参与了祖国航空事业从小到大、从弱到强的深刻变革。”

　　在这位专家看来，“纳保”只是解决罕见病患者用药难题的第一步，接下来，还需使之顺畅进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、在地方建立畅通的配送渠道，才能保障罕见病用药。

　　“大飞机项目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未来的道路上，还有很多难关需要我们征服，很多难题等待我们攻克。我们大飞机人一定会攻坚克难，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攀登新高峰。”吴光辉还希望稳步推进和支持国内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，让更多的国产飞机安全飞上蓝天。

　　从结构上说，中美两国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和迥异的国际秩序观，仍在一系列双边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。从可预期的未来看，这些问题不会容易得到解决，而更可能以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形式呈现和被放大。早在2022年底发布的《国家安全战略》报告中，拜登政府就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未来十年最为强大的竞争对手，这一定位不会因为短期风波而有所动摇。在经贸及供应链问题上，美方近期降低了“脱钩”的调门，转而接受欧洲提出的“去风险化”论调，但这不过是玩文字游戏罢了。正如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所言，“去风险化”存在操作上的问题，如果执行过度，最终只会是更加碎片化和“脱钩”的全球经济。

　　以下为《中国企业家》与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、董事局主席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，育娲人口研究智库联合创办人梁建章对话的核心要点：

　　回忆大学时光，吴光辉感慨颇多：“我刚进校的时候，学习基础不是特别好，物理、化学、英语等课程还行，但是高数明显感觉吃力。”为了赶上其他同学，他把大量课余时间花在高数题目上，有时做完题一抬头，发现整个教室只剩下自己。

　　一个国家正常的人口结构是“222”，2个老人，2个中年人，2个年轻人，每一代人差不多是同样的规模。相比少子化的年龄结构，比如“421”，4个老人，2个中年人，1个年轻人，这样会出现什么状态？首先是创业活力，因为年轻人在活力方面肯定要比老人好一些。

　　另外，中央的会议还特别提到，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，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，更好维护开放安全，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。

　　张艳芳分析，近年来，国家在不断推动药品降价，一些常见药，因为有庞大的病人群体，还能撑得住，比如治疗糖尿病、高血压的药物。而对于一些罕见病药物，从绝对数量上看来，病人群体不大，原材料价格上涨，加上研发成本，一些药企可能就失去了研发、生产的动力，他们会通过涨价来寻求利润。

　　梁建章：对，其实经济学有关于创新的模型，但是他们往往是基于全球人口规模，没有细分到一个国家。我确实做了很多国家的研究，当然跟自己国家，跟本土人口连接会更密切。